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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令人类整体的记忆得以永续，同时吞噬着你我的个体记忆。因此，网络时代的人们依然需要借助身外之物作为个性的标识，避免自身在信息之海中湮没无闻。
这几天，以“记忆”为主题的书籍和文章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2015年第一期的《犁头》（Ploughshares）杂志，发表了一篇题为《作家也是收藏家》的文章，署名“梅根·梅休·伯格曼”的作者写道：“不需要借助哲学王之力，我就可以确定，人们是被迫在家里放置东西的——那些可能价值连城却毫无作用的物品，那些反映个人审美、让我们狂喜并能证明收藏者有诗情画意的物品……经由它们，我们考量的不仅是过去的事物，还有我们的未来。”
因此，记忆是过去的象征，更是未来的象征，是一种便于人类回顾和前瞻的媒介。
更重要的是，记忆如今已不再是人脑的特权，互联网似乎可以容纳一切——所有的念头和想象、所有的冲动、所有的回忆、所有我们曾经见过或听过的零散事物。
这让人想起了纳撒尼尔·韦斯特，他在1939年的小说《蝗虫之日》中，把一个片场外景地描述为“最后的垃圾场”、“想象中的马尾藻海”。“这个垃圾场不断扩大，因为任何飘浮的梦迟早都会落到那里；尽管不是所有沉船都会去马尾藻海，但梦永远不会完全消失。”
我试着把韦斯特的描述套用到互联网上，后者有着大量的“死”数据和理论上无限的存储量，恰似一个无形却广阔的垃圾场。无独有偶，上个月，在为《纽约客》杂志撰写题为《论互联网档案》的特稿时，作家吉尔·莱伯雷也将网络空间描述为：“永不终结的存在……但对任何个人来说，它似乎又是飘渺的、短暂的、不稳定的和不可靠的。”
吉尔认为，打不开链接、删除、格式化……都是记忆的敌人。尽管我们相信“网上的东西是永存的，无论它们是好是坏，譬如令人尴尬的照片、令人后悔的博客，”但事实往往与成见存在出入。她在文章中提到一个数字：“网页的平均寿命……大概为100天。”
绝大部分网络信息无人问津。一方面，我们痴迷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，不愿认真咀嚼既有的信息。另一方面，人体的生理限制，让我们没有能力对特定对象保持长久的兴趣。
莱伯雷指出，推特“已经委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其所有的推文”。但是，即便这是解决物理硬件失效的一条出路，它还是无法消除许多问题——比如，谁会翻阅它们呢？
相比网络信息，我们更习惯利用其他形式的媒介凸显个性。按照博格曼的说法，她收集的物件——棉被、翡翠碗、玻璃瓶、桌椅——不仅是审美标识，而且是身份标识。
她解释说：“我认识的很多作家都爱收集古典服装，购买老房子和拯救动物，对此，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寻常。毕竟，我们的工作是描绘人生，参与史诗般的伪装游戏。”
然而，互联网毕竟能发挥超级存储器的功能（尽管是集合式的存储，消除了特定人格），即使具体操作上有些不靠谱。
实质上，这导致了个人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张力，事关我们内心所想的和文化所能承受的。这一直是互联网的，或者从更广阔的范围来说，是数字王国的诡异力量。
我们越来越多地将记忆托付给机器，相信它们绝对可靠，互联网是不会死亡的。不过，如果我们无法上网，账号被冻结，个性化设置失效……那该带来多大的恐慌与混乱？
我已经不记得（甚至没有想过要记住）同事的电话号码、各种地址、名人箴言、歌词等，因为我已不再有这种需要了。现在，我可以通过电脑或手机随时随地查找它们，今后还可能让机器人帮我完成所有这一切，我已经将自己记忆中的很大一部分领域外包了。
如果莱伯雷或伯格曼有什么要嘱咐我们，那就是，拥有独一无二的记忆始终很重要。
伯格曼写道：“看着我的手绘托盘、二手瓷器、伊卡特台布、戴着狗项圈的山羊，以及在后院追捕兔子的猎犬，你就会知道我是谁。反过来，如果我仅仅告诉你，我是作家、母亲和农民，你还能分辨出我是谁吗？”
是的，记忆是构成个性的最基本成分，即使在个体记忆逐渐被互联网吞噬的当下也如此。
原载美国《洛杉矶时报》乌坎事件始末，本文有删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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